歡宴漸遠──回憶八O年代都市文學 若要敘述一九八Ｏ年代的台灣小說，「都市文學」是不可或缺的關鍵 詞。當時年輕氣盛的幾位小說家都很自覺甚至用力地呈現都市，如縱橫 整個八Ｏ年代的黃凡，稍晚的張大春，以及都市文學傳教士林燿德。乍看之下，他們執迷於都會空間的呈現，張大春的＜公寓導遊＞固然膾炙 人口，黃凡小說中對於房屋仲介的執著興趣蔚為奇觀，而林燿德更是不 厭其煩地在他的小說、散文、詩、論述中反覆鼓吹都市之名。似乎基於都市意象的戀物情結，這些作家也興致勃勃投入科幻小說的領域──科 幻小說向來是都市想像的極致遊戲。同時，八Ｏ年代的女性小說家，如 施叔青、李昂、平路、蘇偉貞、袁瓊瓊、朱天文、朱天心等人，各在不同的光譜位置甚或殊異的地理空間（如施叔青不在台北而在香港，平路 在美國）打造越來越鮮明的都會女性主體，為後來性別研究及其文學批評奠定了厚實的文本基礎。 不過正因為「都市文學」一詞太過於不可或缺了，反而容易讓人覺得 不痛不癢。隨手翻開一本小說，都市景觀都像空氣一般理所當然，豈是 值得加以標識的特色？以鄉野為主題的小說就是鄉土文學，而以城市為主體的文本就是都市文學，這算是引人側目的特色嗎？──結果，這個 不斷被強調的詞語反而不見得有特色，至少不像「女性文學」「同志文學」讓人振奮或不安。 所謂特色的力量，往往來自於「差異」。如，女性文學和男性文學不 同，同志文學和異性戀文學不同──差異與特色足以引發力量，無論是 吸引力或排斥力。然而「都市文學」的力量卻以另一種樣態存在：與其說它和鄉野主題的文學保持差異，造成城鄉對立，不如說它更著力於見 証「都市化」的歷程。都市化，宛若一艘巨輪，我們全都身置其上，無 法返航也不能跳船，只能隨同前進──正因為我們人在船上，所以輕易 （或被迫）認可了行進過程中的變革；「都市文學」向我們揭示時代變遷， 我們卻不見得感覺吸力或斥力。 我們的主觀認知或許遲鈍，環境的變遷卻無可否認。「都市化」除了指稱人口往都市集中的過程之外，也關注這個過程牽連的變動。湧向都 市的人口以為可以獲得更大的利益（就業機會、成就感、情慾對象等等），卻也終將面對更大的競爭、壓力、失落。呈現都市化主題的小說喜歡描 寫都會空間，甚至乾脆直接以房屋仲介為小說題裁，不過都會空間經常 只是背景或道具，未必真的是要旨；都市文學更加關注都市化過程中變異鬆動的人際關係與溝通模式。既然角色可以脫離鄉而進入城，他們也 可以繼續保持遷徙力（mobility），脫離原有的家庭，原有的道德，或原有的身分；在都市／都市文學裡，再失魂落魄的角色也有轉圜容身的空隙。 不過，都市空間裡的人事變遷，很容易遭受情緒化的批評。城鄉的對 立向來是文學裡習見的陳腔：前者是善變、黑暗、墮落的現世，而後者 是穩定、光明、無可贖回的過往。可惜，今非昔比的執念不但無助於化解城鄉對立，更沒有能力面對勢無可擋的都市化進程；思索如何呈現都 市化同時帶來的危險和生機，始可存活下來。 　 在此，我想以白先勇的《孽子》為例。說來奇怪，現在許多讀者都將《孽子》視為時光渺遠不可考的史料，而非將之視為八Ｏ年代的都市文 學──雖說遠景版的《孽子》於一九八三年初版（一九七Ｏ年代末在《現 代文學》發表），而《孽子》也的確極其細緻描繪了都市（化）。《孽子》雖然呈現幽暗的都市風景，卻不急欲加以批鬥，反而沉潛其中，摸索求 生路線──在這個層次上，它比許多直斥都市文明的憤怒文本來得豐富 許多。除了鮮明的城市地景（尢其新公園）之外，該作更衍說了邊緣性 主體（男同性戀者）如何在都市化過程中熬過來：都市化鬆動了既有社 會秩序，得以讓同性戀者逃離既有家庭關係，另行建塑邊緣人相互扶持 的人際網絡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世紀末台灣同志文學固然是《孽子》的傳承的生成，不過九Ｏ年代在本地興起的同志文本其實也脫胎自八Ｏ年代 都市文學的普遍關懷：對人際關係的敏銳省思，對自我身份的反覆質疑 等等。 人際溝通的重要中介，是語言。當都市化搖撼既有的人際溝通時，語言也不可能紋風不動。值得留意的是，都市化向來是一把兩面刀，它在 威脅都會人口時，也為眾生殺出一條生路（如女性和同志可以找到存活的都市空隙）；它在砍向人際溝通以至於語言的時候，一方面鑿出了傷 口，卻也開放了呼吸的氣孔。再者，語言做為人們辨識真實的介質，人 們在審視語言的時候，難免也就將「世界」、「自我」、「真實」置於括號中觀察。八Ｏ年代適逢政治生態狂飆（如解嚴、蔣經國去世等事件）、經 濟遊戲勃興（從大家樂到股市熱潮等等），現實感越來越讓人難以捉摸； 耍弄語言的後設小說、後現代主義等等在八Ｏ年代台灣文字中頻繁出現，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南美作家馬奎茲以魔幻寫實風格搖控台灣文風， 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夾議夾敘的文體開始掀起熱潮…… 想來亦非偶 然，當時離奇情境畢竟提供了沃土。 回首當時，我們必須在小說內外來回張看。八Ｏ年代的小說想像都市（化），都市（化）也捏塑小說。整個八Ｏ年代，文學環境越來越「布爾 喬亞」（在此並無貶意；布爾喬亞bourgeois的法文字根原來就有城鎮之意），讀者大眾也越來越具都會姿態（urbanity）。副刊文學獎正處於黃金 時代，文學獎仍是極具號召力的桂冠；初探性別議題的中長篇小說在副 刊連載未歇，較容易被消費的極短篇小說更在報端以及書市閃耀；《聯合文學》的豪華品牌建立未久，本地還可以養起另闢谿徑的小說刊物《小 說族》；本來在街坊小書店看雜誌卻怕被小氣老闆驅趕的讀者，發現何不 光顧規模浩大的金石堂連鎖店；走進大書店的讀者不虞驚恐迷茫，至少有暢銷書排行榜可供購書指標；龍應台的小說評論沸騰之際，張曼娟的 愛情小說正打下大好江山。雖然八Ｏ年代社會動蕩，但台北卻隱然蛻成 一座歡愉的文化沙龍，文學消費行為歇斯底理進行著。 西方文學史中，都市的興起帶動了小說這種文類；雖說這份主流論點並不容易植入台灣小說的時空，可是八Ｏ年代台灣小說的表現似乎為此 一論點簽下背書。無論如何，那竟是個樂觀的文學年代。 在即將進入九Ｏ年代之際，一些在八Ｏ年代建立穩固文壇地位的小說家紛紛射出狂囈般的文本，如張大春忙著扮演《大說謊家》，朱天文出示 《世紀末的華麗》預言，彷彿興高采烈迎接世紀末，卻更可能是抖顫顫地向繁華的八Ｏ年代揮別。在此，我想要特別提起張貴興在八Ｏ年代末 尾發表的《柯珊的兒女》。《柯珊的兒女》是張貴興作品中非常特異的一 部：除了此作，出身馬華的張貴興幾乎沒有發表以台灣都會為背景的小說；他並為此作特別量身打造極其譏諷的都會痞子文體，與黃凡相較是 有過之而無不及。書中主人翁原本是春風得意的台北知識分子，卻逐漸 發現既有的家庭關係瓦解、自我認同崩潰，他只得回歸老家、回溯記憶來尋回真相──當然，真相是找不著的。原來主人翁一直活在無可脫逃 的語言陰謀裡──《柯珊的兒女》簡直就是八Ｏ年代的警世小說，徹底 幻滅。 雖然只不過十年過去，小說家生態已有許多變化。我審視收集而來的八Ｏ年代小說書目，感嘆發現一條早已彰明的殘忍真理：（小說書名／小 說家人名）能夠留下的都留下來了，沒能留下的都沒留下，沒有別的可能。樂觀年代之後，該是如何？如果「都市化」之後是「後都市化」現 象，那麼小說年代之後又該是什麼？後小說的世紀末嗎？我們是否仍自 以為安然坐在巨輪上，享用河上歡宴，並未醒覺終有改換交通工具的一日？ ｅｎｄ